“国酒”之谬

gumwh

　　茅台酒厂申请“国酒茅台”的注册商标涉嫌垄断，五粮液等酒厂联名抗议，商务部举棋难下，提出了一个“国”商的问题。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好酒何须再添香。茅台酒的市场地位本来已无可争议，再冠以“国酒”之名不仅未必增加溢价，反而可能躺在“国酒”商标之下丧失竞争之心。此外，茅台驰名中外，已经有了“特供”英语——MaoTai，茅台酒的商标如果再加上“国酒”二字将如何翻译？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国酒”之名有三重含义：其一是“官酒”，即所谓“特供酒”，美其名曰国宴指定用酒；其二是“贵酒”，代表同类酒产品的高端市场定价；其三是“名酒”，不仅有品质，还能讲故事。195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名酒评选，选出的是“四大名酒”，并没有给任何一家冠名“国酒”。其实，茅台酒早已名播海内，再加上“国酒”二字，反而说明茅台酒厂缺乏自信，似乎是担心人们不知其名，或者不尊其贵，这显然多此一举。
　　如果注册“国酒茅台”是为了获得“官酒”的地位，那就是经营理念的常识性错误。第一，所谓特供或国宴指定等做法如果真有，那么迟早将被明令禁止，因为这是中国政府机构的特权遗风，是对同类酒产品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第二，伴随着政府接待活动的职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接待用酒的规格将逐渐走向中档。在现代国家，政府都不会用最贵的酒做接待，这是政风清廉的基本常识，否则会遭到选民或纳税人的非议。总统设家宴时有可能选用名贵佳酿，通常会声明自费，绝不滥用公币，这是借官方宴请之名增加一份私交。所以在不久的将来，今日所谓特供“官酒”将是中档酒的市场，茅台加上“国酒”的标示岂不是自贬身价吗？
　　换个角度看中国白酒，名酒之名其实更优于“国酒”商标。因为，名酒之名在酒品质量之上还有文化故事，这就是酒的文化传承。中国的酿酒技术源于夏禹时期即公元前二世纪，《吕氏春秋》中提到“仪狄作酒”，认为仪狄是中国酒的发明人。在夏禹时代，大禹喝的是黄酒，流传至今依然有古越龙山等，主产地是浙江省等地。三国时期，曹操对酒赋诗，留下“唯有杜康”的雄伟诗句，据考证，曹操喝的杜康酒是第一代高粱酒，时称“秫酒”。今天以茅台为代表的白酒以高粱为主原料，但其蒸馏技术是在元朝年间才从西域引进中国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起始”。据说，蒸馏法酿酒进入中国的确切时间为金世宗大定年间，即公元1161年。在杜康酒之前，还可称为国酒的名酒应为陕西省凤翔县柳林镇的西凤酒，始于殷商，盛于唐宋，距今逾三千年，在苏轼的饮酒诗中曾经提到。这样说来，若以高粱酒为标志，中国的第一国酒应为杜康酒，第二国酒应为西凤酒，也对应了中原两代帝国的实际控制人是一龙一凤：龙为曹阿瞒，凤为武则天。三国时期，曹操名为相国，实为君王，他将汉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曹操爱喝的酒就是国酒，这应该没有争议。陕西人古称秦人，以秦岭得名，所以西凤酒又名“秦酒”，或许还与秦朝有关联，当年秦始皇修建骊山地宫时所选的兵马俑模特多为陕西大汉。从三国、秦汉，再到唐宋时期，贵州的茅台镇何时酿造高粱酒姑且不论，贵州地处边陲，几乎不可能把茅台酒运送到中原。美酒虽好难登国宴，讲历史故事的国家级名酒轮不上茅台。直到中央红军屯兵贵州，有遵义会议，还有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出奇兵”，贵州茅台才跟随中央红军进入北京，成为中国名酒的一段新故事。
　　“国酒茅台”的注册商标之争，凸显中国酒业的经营理念缺乏远见。酒文化是民间消费者的故事，将来还会在酒酣耳热之中继续传承。政府接待用酒的消费量毕竟是一个小众市场，为了一个小众市场的虚荣而让民间消费者敬而远之，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将来边饮酒边讲故事的人就更少了。此外，一旦“国酒茅台”注册成功，以“国”为重的企业势必竞相仿效，“国米国面国猫国犬”将蜂拥而来。如果重“国”轻“民”的商业文化甚嚣尘上，必将酒将不酒，商亦非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