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写作时，我是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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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莫言。廖攀 摄  
　　一
　　在我的想象中，莫言生长于一个神鬼出没、仙灵成群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吃苦耐劳，精神乐观，得过且过。乡亲们见惯了生生死死，哀哀乐乐，贫贫富富。大人们与土地庄稼为伍，渐渐衰老；小孩子与河汊湖泊飞禽走兽为伍，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老人历经沧桑性情淡然，在历史故事中眼神迷惘。
　　三百年前，在莫言故乡北边三百里地的淄川，落第秀才蒲松龄摆开龙门阵，酒茶待四方，有故事的讲故事，没故事的默默沉思，不管南来北往，大家都是好兄弟。在蒲松龄的神魔小说世界里，一切生灵事物都息息相通。现实和想象相通，未来和过去相通，人与鬼狐相通，仙境与俗世相通。
　　一直活到七十多岁，蒲松龄仍然是一个口若悬河、舌头生花的落魄秀才。
　　在莫言故乡西边郓城县，八百多年前，一个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的县城小官押司宋江，率领一帮愣头愣脑、没心没肺、心狠手辣、快意恩仇的好汉占山为王，盘踞水泊梁山，整日里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做成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是一个人杰地灵，圣贤和贼盗此起彼伏、相辅相成、故事成山的地方。
　　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宋江，每个人都是蒲松龄，每个人都是孔孟，每个人都是盗跖。随着时代的轮盘，他们变换着自己的面孔。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再度出现。他们的故事，流淌在祖祖辈辈的血液里，飘荡在村头村尾的参天大树上。
　　莫言出生于 1955 年 2 月 17 日，农历乙未，正月二十五，属羊。这是山东省高密县河崖乡平安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庭成分为富裕中农。就是这个微妙的“富裕中农”成分，把莫言的童年、少年时期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因为爷爷的心灵手巧、勤劳诚恳，莫言家在土改前拥有十几亩地。土改时，他们被划分成了富裕中农：既不是“可以团结”的中农，也不是打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右”。莫言后来在小说里曾痛苦地反思说，干脆直接打成“人民公敌”的“地富反坏右”也就算了，这样他们可以彻底死心，老老实实地干着被监视的劳动，或被批斗和游街。但“富裕中农”保留这一线根本不可能兑现的希望，使得“父亲”总盼望能讨好各种“上等人”如村支书、大队长、贫下中农等，每天惴惴地看他们的脸，胆战心惊、谨小慎微。莫言在小说《枯河》等作品里，都写到了这种令人绝望的恐惧。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很重要，从这里面能够看到一个人的人生走向，未来的前途。可惜的是，莫言的母亲记不清他出生的具体时辰了，只记得是鸡叫头遍，天将破晓的时分。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大家庭里，像莫言这样一个迟到者，又不是贾府里的贵公子贾宝玉出世，有些事情也就含含混混，将就过去了。
　　这时春节刚过不久，关于财神爷、饺子和鞭炮的记忆，关于各种祝愿和憧憬，都还在生活中弥漫，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村民还笼罩在喜庆的气氛之中。严寒笼罩大地，春耕尚未来临，万物仍在蛰伏。母亲腹中的莫言，却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刻，蠢蠢欲动。
　　高密东北乡地处平度、胶县和高密三县交界处。上个世纪初，这里还蛮荒一片，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平安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几十栋土墙草顶的房屋稀疏地依偎在胶河的怀抱里。村庄虽小，村中央却有一条宽阔的黄沙大道，道路两旁杂乱无章地生长着槐树、柳树、柏树、楸树和几棵一到深秋便满树金叶、不知其名的树。村里有一座天主教堂，夹杂在农户房屋的中间，教堂顶上尖尖的十字架直插苍穹，似乎隐秘地在跟上天交流着关于东方这个神秘国度的苍生的消息。
　　这是已经完全中国化的教堂    莫言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一开始就写到了这座教堂，写到了那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呆在中国，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高密话的瑞典神父马洛亚    天主教堂以其特有的神圣、执着、友爱和怜悯，在上个世纪深入到古老中国最偏僻的村落，甚至钻到了万山怀抱的云南怒江深处。
　　在高密东北乡平安庄，这样一座天主教教堂，历经了风风雨雨，已经融入了村民的记忆深处。这是一座中国化的天主教教堂，目不识丁的乡亲们一度在教堂里虔诚地唱着赞美诗，让自己的灵魂与天主同在。
　　后来，村民们被强迫信奉了另外一些神灵，这样教堂就变成了一种令人疑惑的陈迹了。
　　平安庄的黄沙大道一直向东延伸，蜿蜒出村外，变成了黑色的泥路。黑色的泥路弯向东南，连接了一片草甸子。春天，这里绿草如毡。星星点点、五颜六色的小花朵，宛如这毡上的美丽图案。草甸子里有叫声婉转的鸟，有动如闪电的脱兔，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在蓬勃地生长。这些动物和植物，日后都成了莫言的朋友。
　　在平安庄外面，围绕着大片大片的黑土地，闪烁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圆形池塘。这些池塘，在夏天雨季来临时，会泛滥成灾，形成另外一种景观。过了墨水河，南岸，就是大片大片的红高粱地。在这片神秘的、煽情的土地里，上演过无数真实与虚幻、激情与冷漠的故事。莫言对这种有着巨大反差的故事情有独钟。他喜欢在大爱大恨中叙述，在大悲大喜中表达，在虚虚实实中想象。在很多文章中，莫言的家乡，已经变成了一个传说、故事萦绕的国度。儿童时代所听到的蛙声虫鸣，穿过三十年的雾障，令迷失在城市高楼大厦里的莫言如聆仙乐；儿童时代所目睹的彩色草甸子和花团锦簇，令徜徉于大大小小胡同、置身于蚁行市民之间的莫言心明眼亮。他一旦想通了这点，就打通了自己的奇经八脉，变成了一个通人：通向记忆中色彩缤纷的国度的一个归人。
　　莫言的写作，在姿态上是回归的、后退的。他要后撤到记忆的深处，在“渗透到岩石中的声音”里顿悟、禅定。
　　在莫言的儿童时代，水是浩大的记忆。他对家乡的“马头一样的河水”的表达，引起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深刻共鸣。
　　在黄河中下游所覆盖和延伸的平原地带，在黄河口忽南忽北、造就水泊梁山也湮灭水泊梁山的广大区域，河水都高于平原，是地上河。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观。黄河沿岸的村民，千百年来都有出劳力去堆垒坝岸的义务。他们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漫长的历史尘埃之中。
　　疏浚河道，建筑坝岸，抵御洪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为北方中国隐秘的集体无意识。圣人出，黄河清。或者，黄河清，圣人出。那些在历史中早已经化为尘灰的无数庸众，一次又一次地从河道里挖出令人惊奇的石碑，上面写着任由别人解释的文字。他们被这些从地底深处出现的，像水泊梁山那样从天空中裹着火球降临的巨大能量震慑。对这种神秘力量的解释，形成了一次又一次席卷北方中国的大风暴。风暴到处，哀鸿一片。整个中原大地，就在这种水与火的磨炼中，野火烧尽，春风吹生。一代又一代的百姓，懵懂无知地生存着，不是被皇帝所管辖，就是被流寇所主宰。这样的洪流，使得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的中原，最终满目疮痍。
　　黄河大水，不仅是民生中的灾难，也往往被解释成某种天意。莫言出生时，他们大家庭里已经挤满了一大堆人口。爷爷奶奶，没有分家的叔叔婶婶和大他四个月的堂姐一家，他的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和大姐，共有十几口人。后来，莫言的婶婶又生了几个比莫言小的男孩，这个家庭人就更多了。
　　莫言的母亲把他生下来，除了给家里增添一张似乎永远不能餍足的嘴巴之外，并不能给这个大家庭带来多大快乐。莫言的童年记忆不算美好。饥饿和孤独，是莫言那个时期大多数同龄乡村孩子的共同记忆之一。
　　莫言在散文《超越故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诞生：“1955 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
　　从大街上扫来尘土垫在产妇身下，这种习俗似乎暗示着人的生命从土中而来，因土而生。同时，也昭告着这样的事实：人也是一种卑贱如土的生灵。唯其卑贱，才有野草般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尘土的记忆，从莫言诞生起，似乎就缠绕着他的人生。莫言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写到上官玉女和上官金童这对不幸的双胞胎的诞生，场景有些类似，显见着来自于他的被长辈讲述过的记忆：
　　“马洛亚牧师提着一只黑色的瓦罐上了教堂后边的大街，一眼便看到铁匠上官福禄的妻子上官吕氏弯着腰，手执一把扫炕笤帚，正在大街上扫土。她悄悄地、专注地把被夜露潮湿了的浮土扫起来，并仔细地把浮土中的杂物拣出扔掉。
　　上官吕氏把簸箕里的尘土倒在揭了席、卷了草的炕上，忧心忡忡地扫了一眼扶着炕沿低声呻吟的儿媳上官鲁氏。她伸出双手，把尘土摊平，然后，轻声对儿媳说：“上去吧。”
　　两行清泪，从上官鲁氏眼窝里涌出。她咬着下唇，使出全身的力气，提起沉重的肚腹，爬到土坯裸露的炕上。”
　　在《丰乳肥臀》这部倾注了莫言最多心血和情感的长篇小说里，莫言再一次地把自己出生的想象图景，用繁复的语言和杂耍般堆砌的词汇表达出来。上官金童这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莫言的精神自传，是他想象中自我完善的化身。上官金童用拒绝长大成人的态度，对这个多灾多难、凶险万分的世界进行了断然否定。

　　二
　　莫言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家乡山东高密有着神奇瑰丽的描述：无边无际、血一样颜色的红高粱，浊水流淌的墨水河，方圆几十里的野草洼地，神奇古怪的作坊草鞋窨子，还有各种作物，如高粱、玉米、地瓜、棉花、麦子、向日葵等等，各种动物，如狐狸、野狗、乌鸦、狗熊、麻雀、兔子、老鼠等等；各种虫子，如蜜蜂、苍蝇、蚊子、蚂蟥等等。在莫言的作品里，包罗万象地出现了各种景象，这种性质相异，特点不一的风景，在此前的作品里是不相容的，但是莫言大胆地、天马行空地把它们放在了一起。把英雄和狗熊放在一起，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把香蕉和大便放在一起，把高尚和卑鄙放在一起，把美丽和丑陋放在一起，把馨香和恶臭放在一起，把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莫言打破各种清规戒律，统统都放在一起。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就好像《西游记》里那个妖怪手中的宝瓶，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你能够答应一声，就会被装进里面去。“宝瓶”的特点就是，外面看似小巧，里面却大有乾坤。
　　在抽象的地图册里，高密北望莱州湾，南觑胶州湾；胶济铁路贯穿其间，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东临胶莱河太古河之流淌，西有峡山水库之高悬。土地肥沃，作物丰饶，江河密布，高粱丛生，百姓善良，人民彪悍。无论按照什么风水学说，高密都是一个物宝天华，人杰地灵的泱泱大郡。
　　往大里想象，远古之圣人孔丘孔老夫子，也许就诞生在高密这里。用莫言那种天马行空的笔法，我们还可以假设孔夫子曾在高密设坛招徒，口吐圣言；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下里巴者，最低学费“束修”二条，即可进入师门。然后，老孔登高望远，开讲仁义道德，流风所及，遍惠千古。由此可见，在高密这片丰沃的土地上，盛产上官斗、司马大牙、司马库、余占鳌、余豆官等等英雄好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莫言本人有幸出生在那个风云变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时代，想必也是个占山为王、砍人脑袋如开瓜切菜的不凡人物。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在《丰乳肥臀》里，“我二姐”上官招弟用猫腔所深情演绎的那个雪夜出击、英勇炸毁日寇铁路大桥从而威振四方的铁血男儿司马库就不是司马库，就有可能是莫言了。每个人都是时代造就的，莫言成不了司马库，司马库也成不了莫言。在司马库的时代，人们就得为贼为寇打家劫舍占山为王；在莫言的时代，人们就得打字上网聊天泡妞神出鬼没地收受贿赂贪污腐败。
　　莫言生不逢时，出生在 1955 年这个毫无特色的年份的春天里。莫言生得晚，我生更晚，不知道这一年里发生过什么值得说的大事。据此我们可以拔高说，莫言的出生，算得上是“高密东北乡”这个年份的一件大事了。
　　只不过，当时的高密东北乡平安村的村民对此毫无感觉，也许他们觉得掉到土木灰里的莫言跟畜圈里的小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跟我们这个国家所有地方一样，村民们有着旺盛的生育能力，生个孩子就像生条驴一样    按照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上官家的看法，甚至还不如生条驴重要。在小说里，上官鲁氏，这个跟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里女族长乌苏拉一样性格倔强、生命力旺盛，意志坚定的妇女，在就要生下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这对双胞胎的关键时刻，她的家人都跑去关心同时生育的那条母驴了。根据莫言的回忆，他的亲生母亲的一生也是这样的多灾多难、顽强质朴，一次为了抢收谷场上的粮食，她把莫言之前的一对双胞胎生在了打谷场上。
　　在一篇文章里，莫言较为详细地描述过他母亲的形象。莫言的母亲是一个身体瘦弱、一生疾病缠身的普通乡下女人。她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由“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姑母养大。她从四岁开始缠脚，缠了十年，十六岁的时候，嫁给了当时十五岁的莫言父亲。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艰难生活。她生过许多孩子，但是活下来的只有四个。莫言写道：“我想困扰我母亲一生的第一是生育，第二是饥饿，第三是病痛，当然，还有她们那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连绵的战争灾难和狂热的政治迫害。”在莫言诞生之后，因为他的饥饿感，因为他的惊人食量，母亲没少为他操心，也常常因为他而遭受各种误解和委屈。也许正是对于母亲的这种深切的认识和同感，使得莫言跟他的“高密东北乡”产生了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在莫言的小说中，直接写到“母亲”的以野心巨大、篇幅浩瀚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为最。长达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体现出了莫言的浩阔视野和丰富复杂的情感综合能力，那里面对于母亲的深情叙述，充满了真正的刚性。
　　很显然，一名作家无法斩断自己和故乡的天然联系。肉体的脐带割断了，精神的潜溪却汨汨流淌。甚至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地方，就会诞生什么样的作家。也许这种事情不是绝对的，却是普遍的。什么鸟儿唱什么歌，什么花儿结什么果。
　　不是碰巧，而是必然地，出生在1955年春天的莫言，正好插翅难飞地在人的一生中记忆力最敏锐的少年时代，深刻地体会到了灾荒年代给自己和村民们带来的深切痛苦。饥饿的感受给莫言带来的体验和记忆，是难以磨灭的。饥饿未必会把所有人都造就成作家，但是饥饿总是让人对于饥饿本身记忆深刻。莫言自己的文章里，反复地提到“饥饿”这个词，这种难以忘怀的饥饿感受也许就是他后来得以从小说这个精神的后花园里某条交叉的小径中重新返回高密东北乡的动因之一。在那个年代，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莫言，基本的人物形象是：脑袋大，身子小；肚皮透明，皮包骨头。高密东北乡平安村的小孩，都像他一样生有一张不知疲倦的、勇于探索的嘴巴和一个无底洞般的巨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古怪而狂热的时代，一方面是物质极度匮乏，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几乎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人民的政治热情高涨，在不知疲倦地进行着共产主义的崇高实践，勒紧了裤腰带，饿死了亲人就地掩埋，中国人民竟然还有满腔的热情和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药品支援第三世界的同志们。其结果，就是像莫言这样的小孩饿得嗷嗷乱叫，像老鼠一样遍地乱窜，到处觅食。
　　莫言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都是赤身裸体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莫言继续说道，“那时候，我们身上几乎没有多少肌肉，我们的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但我们的肚子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我们的肚皮仿佛是透明的，隔着肚皮，可以看到里边的肠子在蠢蠢欲动。我们的脖子细长，似乎扛不住我们沉重的脑袋。”
　　那时候，他们这些屁大的孩子饿得嗷嗷乱叫，每天想的就是食物以及如何弄到食物。为此，他们这些凶狠的小家伙竟然想出了吃煤块的主意。
　　莫言回忆说：“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一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
　　同样的情形，莫言在另外一篇散文里写到过，我们可以看看这篇散文里的叙述：
　　“一九六○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了也不会出去闯荡。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冬天，学校里来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
　　对比一下两篇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微妙的差别，比如前面的一篇里，吃煤的时间是“一九六一年春天”，后一篇里是“一九六○年春天”。时间的偏差我们可以认为是莫言记忆上的一点小小的失误，但是事实的传达上，两篇文章都把那个时代的“饥饿”特征鲜明准确地表达出来了。其中的饥饿感如此让人记忆深刻，如此鲜明，也许是莫言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模糊了故事发生的季节背景的原因之一。
　　儿童时代的莫言们想象力如此丰富，在那个灾荒的年代，没有把他们这些小东西，尤其是莫言这个富裕中农的后代饿死，简直就是太幸运了。按照莫言自己的回忆，他其实是一个命很大的人。这位老兄两岁的时候曾经掉进过茅坑里，还是他哥哥把他拎出来冲洗干净的。
　　农村的小孩子都这样，就像草丛里爬来爬去的蚂蚁一样孜孜不倦地活着。既然命大，就年年月月地长，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上学念书识字。大家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好说的。问题在于莫言这位普通的少年比较古怪，成年累月吃不饱穿不暖的，竟然天生就拥有一个记忆力不凡的脑袋。他六十年代初上学，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念到了小学五年级。
　　很可惜的是，因为“富裕中农”的可怕成分，莫言小学毕业之后，就被禁止上中学了。他十一岁就早早辍学，回到乡村当一名“小社员”，给生产大队放羊。莫言回忆说，那时候，放完羊回家，他总能看到小学同学们在农村联合中学里欢快跑动的身影。然后，他就双眼噙着泪水回家。从十一岁到十八岁，莫言都在与大人一起出工的艰苦劳动中度过。他对乡村的认识，对田野的认识，对动物的认识，对昆虫游鱼的认识，远超那些在学校里背诵语录后去学农的小学同学。他可以长时间地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流云，长时间地胡思乱想，还可以在家里把大哥上大学之后留下来的词典和几本鲁迅白皮书翻个滚瓜烂熟。我以为，这才是学到了真正的干货。
　　在那个特定时代，莫言的辍学，居然收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效果。
　　一九七三年，十八岁的莫言获得了去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的机会。他以自己的勤恳努力和在文字上的特殊才能，在县城里待了三年多，然后鬼使神差地报名参了军，“混进了革命队伍”。
　　从一九七六年参军，到一九八一年以二十五岁的超龄获得提干，升为排级干部，莫言当了整整六年兵，而一般士兵三年就要复员回乡了。莫言说过，他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逃离农村，只要有一线机会他都要努力，而提干之后，他就再也不用返回乡村了。
　　但作为一名文职干部，莫言在河北保定和北京延庆呆着，很是无聊，在极度无聊之下，他开始了小说创作。一九八一年，他在河北保定地区的《莲池》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小说，每篇七十二元稿费，两篇一百四十四元。这笔稿费，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收入。莫言说过，拿到了这笔钱，他立即就给自己买了一块手表戴上。然后请战友们去吃喝。
　　摸索了一阵之后，莫言以自己在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的亲身经历，写成了短篇小说《售棉大道》，接着他又模仿孙犁的笔法，写出了《乡村音乐》。正是这篇小说获得了孙犁的赞赏，使得莫言在一九八四年七月，获得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的赏识。
　　在军艺学习后，莫言像是被高手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突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间他疯狂地创作，发表了近二十篇中短篇小说，先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继而以中篇小说《红高粱》名扬天下。

　　三
　　莫言的创作历程非常有趣。在通过《春夜雨霏霏》、《丑兵》、《放鸭》、《白鸥前导在春船》、《因为孩子》等好几个短篇小说创作的磨练之后，莫言在渤海湾畔摩拳擦掌，对那些跟他毫无关系的海岛充满向往。他偶尔会潜回老家，在胶东平原的边缘偷鸡摸狗地搞游击战、狙击战。就这样走来走去，没有根据地，盲目地流浪了好几年，莫言终于通过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在高密东北乡的高粱林地里搞到了一小块偷鸡摸狗的山包，在那里号令高粱、青草、蚂蚱和蚂蚁。
　　莫言在《枯河》、《秋水》和《大风》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咬到了一根《透明的红萝卜》。这根比金子还贵重的红萝卜，让莫言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饥饿，什么叫饱暖；什么叫做仇恨，什么叫做热爱，并因此享受到了暴得大名的美妙。他增强了信心，扩大了在高密东北乡占领的巴掌大根据地，学习着运用游击战术，时不时地搞些偷袭。
　　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肥沃又贫瘠。胶河洪水泛滥，巨大的浪头万马奔腾，从莫言家的屋檐上方咆哮而过。洪水退尽后的土地，肥沃得嗷嗷乱叫。莫言随手扔下一块鹅卵石，地里也会长出一片红高粱。这块魔法土地偶尔出现一个《金发婴儿》，飘出一团《球状闪电》，甚至会发生令人难以忘怀的爱情大《爆炸》。莫言吃着《五个饽饽》，穿着《草鞋窨子》，骑着《三匹马》趟过《流水》，佩着《老枪》，带上《石磨》，出大力流大汗地《筑路》。环境这么恶劣，情况这么复杂，莫言还是坚持开展群众工作。他播种和浇灌《红高粱》，酿造《高粱酒》，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高粱殡》。
　　这是一片多么《欢乐》的土地啊！
　　高密东北乡边区临时政府成立期间，有《红蝗》光临，有《生蹼的祖先》拜访，还有《马驹横穿沼泽》，革命政府的最高领袖莫主席两步并作《十三步》，唱着《天堂蒜薹之歌》，醉醺醺地来到了《酒国》里。在伟大领袖莫主席的领导下，边区政府打土豪分田地，击溃反动派，赶跑乏走狗，卓有成效地扩大疆土，影响之广，号召力之大，连《丰乳肥臀》的《野骡子》，这个《司令的女人》也从白区来到了解放区，投靠了莫主席。
　　在马洛亚神父的教堂钟楼顶上，莫主席左边是《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右边是《冰雪美人》，踌躇满志地宣告了高密东北乡文学独裁王国的成立。
　　无论是《四十一炮》的轰炸、《檀香刑》的威胁，还是建国历程上难以言说的《生死疲劳》，都不能损害莫主席一分一毫。全国人民都以为他是在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他也总是这样允诺，这样许愿。
　　马背上得天下，一生戎马，这位伟大的领袖，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外交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却在一群小人的歌功颂德之下失去了理智，企图称孤道寡，南面称王。他的狼子野心在跟国际广播电台的进步国际友人、电视工作者石一龙访谈时暴露无遗：写作时，我是一个皇帝！
　　这个世界上有打工皇帝，也有写作皇帝。
　　莫言的皇帝梦，代表着中国几千年来此起彼伏的农民军的终极理想：本想打家劫舍，谁知弄假成真！
　　莫主席最为珍视的伟大母亲形象，是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伟大而博爱的上官鲁氏。上官鲁氏颠沛流离、历尽苦难、顽强而博爱的一生，是高密东北乡王国苦难历程的标志，是自由的女神，是前路的明灯。在高明东北乡钟楼广场的最高处，上官鲁氏的母亲光辉形象照耀众生。
　　莫主席说，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他还说，黑孩是他所有小说人物的源泉。所有这些人物形象的综合，就是作家的自我。
　　对于作家而言，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是有福的。鲁迅的文学王国是鲁镇，沈从文的文学桃花源是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王国跟这些文学王国相比，宏伟壮阔有过之而无不及，疆土的广阔博大，也远在他们之上。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文学王国是巴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文学王国是约克纳帕塔法镇，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文学王国是乌克兰的顿河，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文学王国是马孔多镇，人们常常用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跟他们进行比较和研究    莫言提出作家的“血地”概念，确实一针见血。流淌着血液的躯体，才是有灵魂的。奔涌着河流的土地，才是生机勃勃的土地。在莫言的小说里，胶河、墨水河等河流奔流不息，形成了最为丰沛的想象沃土。这片土地上，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还有各种各样面目清晰的芸芸众生。莫言有意识地往故乡那片“邮票大小”的地方塞各种私货，古今中外，无所不塞。
　　在地理学的意义上，高密东北乡是胶东平原上的一个小镇，面积小，影响低；在文学的世界里，高密东北乡却是一个伟大的王国，拥有浩瀚的疆土，丰沛的河流，肥沃的田野和无以计数的人口。莫言在长篇小说《檀香刑》、《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里，继续为这个神奇的王国添加各种增值资产：长篇小说《檀香刑》里清末义和团的历史背景和残酷的刑罚场面，把高密东北乡的版图推进到历史的纵深处。把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的故事背景，再次向前延伸。如果有需要，莫言就会继续编撰高密东北乡的悠久历史，甚至可以从三皇五帝开始、从夏商周开始，从春秋战国，从秦汉三国东晋西晋南北朝开始。历史在高密东北乡这个王国里，是任由其国王莫言    是的，这位主席已经祷告过天地，荣升为国王了，他甚至可以随随便便地摇身一变，当上伟大的独裁者：皇帝    随意打扮的，他可以把整个高密东北乡的历史，改写为莫氏家族的千秋万代史，莫言是莫始皇，依此类推，上下从容。
　　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里，多才多艺的莫始皇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建立文化大国，引进了浓重的宗教氛围。虽然上官鲁氏最后热泪盈眶地大喊：主啊，我来晚了！毕竟还是来了。
　　莫言小说中的两条藤蔓：“残酷现实”与“浪漫传奇”，最后汇聚在 2006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里。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但其中的精髓还没有被文学评论界深刻感受到。这部作品的“轮回”结构，是写长篇小说时作家梦寐以求的结构。这种“简单”的结构，可以把作家从叙事/结构的繁重任务中解脱出来，他因此能够从容而天马行空地对轮回成驴、牛、猪的主人公西门闹分别叙述。语言极有弹性，叙事生动，想象力丰富。
　　我特别欣赏莫言在小说中轻松地把握叙事、人物角色转换的能力。原地主西门闹土改时被工作队在河滩上崩掉脑袋后，他家的长工蓝脸就变成了新时代的主人，并且娶了他的媳妇，住了他的家。含冤死去的西门闹深感冤屈，在阎王爷面前绝不屈服，所以，地府的裁决者为惩罚他，判决他带着前世的记忆(不给他喝忘忧汤)轮回到阳间做牲畜，而且是投胎到蓝脸的家里，亲眼目睹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他先变成驴子，驴子死后还不服，又被罚投胎成牛，牛死后他继续不服，再被判投胎为猪。其中“西门猪”一章写得汪洋恣意，想象磅礴，过了好多年，我都记忆犹新：高智商的西门猪带领牲畜栏里的猪们反击人类的统治，英勇战斗，跳出猪圈，一路冲杀，突破人类猎手的重重包围，胜利地渡河来到河中小岛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终于自由自在地过上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这个故事很容易令人想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和他的自由王国“花果山”    小说中，现实和浪漫以荒诞的诗意，在一头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猪王身上深刻地体现出来。其中的隐喻效果极其鲜明。
　　2008 年的长篇小说《蛙》通过“姑姑”这个特殊人物形象，讲述了计划生育对中国人的影响。“姑姑”自称是组织的走狗、信徒，组织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亲手接生过一万个婴儿，也亲手杀死两千八百个婴儿。新政权刚建立，在乡村推广新的接生技术，刚毕业的“姑姑”接生了高密东北乡几千名新生儿，包括王肝王胆兄妹、陈鼻、王手等人。后来搞计划生育，“姑姑”同样自愿充当“走狗”，带领计划生育工作队抓捕超生的村民(大多是她接生的)，强行做人流，而导致王胆等人的死亡。“文革”结束后，“姑姑”也从疯狂中恢复了。她这才发现自己当“走狗”时做了多少邪恶事情。她用自己的后半生来赎罪，和做泥人的丈夫一起，做了两千八百个小泥人，供在三面墙的龛里，为他们念佛经……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子民们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剧，一如高密地方戏猫腔演唱时的凄凉悲戚，一如电影《红高粱》里“酒神曲”吼诵时的高亢鹰扬。在文学的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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